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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在路易十四执政中期，耶稣会与法国政府是蜜月期，法国利用耶稣会打击国内的詹森主义学说，但是最近十几年形势大变，自从帝国拥有了西津，开通了苏伊士运河，占领休达，与欧洲贸易越来越频繁，东方思潮与东方学说来袭。

        在与中国交往中，欧洲人得到了文明、平等、法治等精神的传播，由此引发了欧洲思想的动荡，启蒙思潮一浪高过一浪，欧洲人还在东方思想的基础上，宣传他们价值和思想，比如自由、民主、人权这类帝国事实上拥有，却与民族特性和文明形态不那么符合，因此不被宣传的思想。

        欧洲那群激进的思想家宣传的是绝对的自由，而在帝国，有秩序的自由才是主流思想。

        法国人作为欧洲的文化中心，巴黎的那些沙龙是新思想传播和碰撞的主要阵地，而这些新思想与法国詹森主义、高卢主义思想联合，把矛头直接指向了耶稣会等保守势力，因为路易十四的崇高声望，法国人还不敢过分的批判君主专制，但骂起耶稣会这些神棍来，可是不遗余力。

        而耶稣会希望路易十四打压这种思潮，但路易十四有心无力，在大同盟战争结束后，路易十四也进行了改革，重新把四十年前重商主义政策拿出来，以此要改善财政，而启蒙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这些资本主义势力，在个人的威权没有被挑战的情况下，路易十四选择了沉默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由此，耶稣会与法国关系逐渐恶化。

        相反，在帝国与教廷的关系改善后，耶稣会与帝国进行了蜜月期。这一次耶稣会相助，就是投桃报李，因为海外事务部在葡萄牙巴西殖民地，保护了耶稣会的利益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巴西，最有利润的产业就是棉花种植业了，但是种植园主普遍缺乏劳动力，因此效仿先辈，把主意打在了土著身上，而不少土著已经皈依了天主教，是不能掠卖为奴隶的，种植园主与耶稣会产生了冲突，要把耶稣会从巴西赶出来，是海外事务部出面，以提高棉花进口关税压制了那些种植园主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耶稣会也做出了让步，不再收纳逃奴，即便黑奴皈依天主教会，其本人和后裔也不改变奴隶的性质。

        与此同时，帝国也与耶稣会接触，尝试在波托西矿业公司的地盘上与耶稣会合作，管理当地那些动不动就闹事的矿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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